回国后，我和凯文书信往来不断。在一次定期通话中，已经16岁的凯文对我说，他想要向肯尼亚的官员们询问有关艾滋病的事宜，想去趟首都，我同意。

　　几周后，我们又见面了，彼此比以前更亲近了些。凯文已经学会用英语交流，且更自信了。平生第一次要去首都内罗毕，他难掩自己的兴奋之情，脸上常带着笑容。车开出去没多久，凯文开始晕车，他此生还没坐过这么久的车，我们不得不在纳库鲁湖边停车休息。湖边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火烈鸟和晒着太阳的犀牛，数百只瞪羚随着我们的接近向远处逃窜。凯文知道贫民窟里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世界奇景，一言不发地在湖边站了许久许久。

　　到了内罗毕，他对人群和摩天大楼不断发出惊叹，不一会儿，凯文失踪了。我在大街上找了好半天。突然，他从人群中慢悠悠地走了出来。我像一个担心的家长，厉声警告他不要离开我身边。他却笑了，他喜欢别人告诉他要做什么。

　　这一天是凯文平生第一次穿西服，他要去拜见肯尼亚副总统穆迪·阿沃里博士。坐在副总统办公室豪华的皮椅上，这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开始发问：“对于肯尼亚超过100万的艾滋病孤儿，政府有什么具体计划吗?”阿沃里副总统礼貌地回答了他，看得出凯文有些紧张，但也很自信。我们在内罗毕的最后一晚，我需要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我向他解释说，这份文件是为了保证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依然会有人资助他。

　　“你要离开我。”他说，声音有些发颤，我意识到凯文怕我“抛弃”他，像他死去的父母那样。他说，即使我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在他心里我既像母亲又是父亲。我心如刀绞，我们一直谈到他的眼泪变干。我又一次被他如此脆弱，但又如此坚强所触动。

　　非洲有一句谚语，说抚养一个孩子要全村人帮忙。放在凯文身一比，则是供他上大学要全世界来帮忙。尽管凯文取得平均B+的成绩，但进入肯尼亚的大学还是不太可能，当地大学只是给精英阶层上的。

　　好在凯文非常走运，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资助下，他得以到悉尼参加艾滋病大会。会后，他同多名艾滋病孤儿一起走访了墨尔本的多所中学，讲述他们的经历。在此期间，他见到了莫纳什大学医学护理和健康科学系的系主任斯蒂文·韦思林。斯蒂文亲切地和凯文交谈。虽然害羞，但凯文真诚地表达了想当医生的愿望。“为此我决心付出一切。”他说。

　　第二天，凯文出现在早间的一档电视节目里。一对悉尼夫妇看后很受感动，决定向凯文伸出援手。就这样，凯文被莫纳什大学录取。如果他顺利拿到本科学位，就可以进入医学院深造。莫纳什大学给他的评语是：“帮助一个已经跨越了很多障碍的人，对于我们这是一次机遇，而大多数人连跨越的机会都没有。”

　　凯文回到肯尼亚后，旨尼亚选举导致流血事件发生，基苏木是暴乱的中心。凯文在肯尼亚的资助人在暴乱间歇把他接到内罗毕。他参加了英语考试并进行了体检，但结果要等8刷，这意味着他将错过整整一年的大学课程。莫纳什大学挺身而出，聘请高级移民顾问，2008年2月23日，这个瘦高的、20岁的非洲男孩出现在墨尔本机场。

　　作为凯文现在的系主任，韦思林说：“凯文的经历活生生地告诉我们非洲所发生的一切，录取像他这样的人对我们所有人都很有启发。凯文没有理由不当医生。他有激情、有决心。”

　　这个我第一次见时还在准备一周食物的男孩，已长成了大小伙子，并走过了数千公里路，其间靠的是不少善良人士的帮助，更靠的是他自己的坚强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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