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在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基苏木拍摄一部反映艾滋病孤儿生活的纪录片，在一条泥泞的小巷里，导游带我们穿过成排的、泥砌的简陋小屋，他在一扇褪了色的绿门前停下，敲门。

　　一位俊秀、精瘦、头发剪得很短的少年走入我的视线，他谨慎地看着我们，用当地方言说：“卡里布(欢迎)。”他领我们进入低矮的屋子，黏土墙壁，纸糊的窗户，除了一盏煤油灯和几本书外，一张小木桌和几把椅子占据了室内大部分地方。

　　这少年叫凯文，12岁，父亲5年前去世，两年前母亲去世后他就开始独自生活。在肯尼亚，有超过100万像凯文这样的艾滋病孤儿，全世界的艾滋病孤儿有1500万。

　　得知凯文每天溜进附近的一所入主教学校旁听，这个特别的孤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凯文告诉我们：“上学能让我忘记过去，有朝一日我要当医生。”

　　凯文只会讲当地方言。除了溜进学校旁听，其他时间就在市场卖烤花生米谋生。他用挣来的微薄收入买西红柿和青菜，把它们放在煤油炉上做一道某，做一次吃一周。孤独时，他会看看一小叠母亲生前的照片，抑或躺在自己简陋的小屋里，回忆母亲曾讲过的故事。凯文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我们想象着在那种挑战下的生活。虽然低着头，他还是礼貌地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他重申了自己想当医生的愿望：“我不想让其他人像我母亲那样死于艾滋病。”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被凯文要上学的决心感动，决定跟踪拍摄他的故事。在当地的一问诊所里，我邀请凯文做一天医生，给他白大褂和听诊器，拍摄他给一位摄像师“做体检”。很少笑的凯文，那天一直在笑。

　　要离开基苏术时，我们对这个安静的小男孩已有所了解。为他办理好学校的学杂费等事宜，我向他保证会跟他保持联系。傍晚，我们拥抱告别，我的视线一直跟随着他孤单幼小的身影，直到消失在马路尽头。

　　接下来的数月里，我完成了计划中的纪录片，看着片中的凯文，我再次感受到他深深的孤独，以及他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的决心。

　　在一些机构的帮助下，我于2004年再次与凯文相聚。凯文在基苏木男子中学上初三。他长高了，气色很好。见到这个勇敢的男孩，我激动得连自己都有些吃惊。“我好多了，学校和朋友让我很高兴。”他报告着。他不再为填饱肚子发愁，可以专心学习。“我还是想当医生。”他说。在他周围，他随处都能看到艾滋病所带来的痛苦。我再一次被他这份执著和激情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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