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歧与争论
创造性思维难道只需要发散(求异)而不需要辐合(求同)吗？或者说，仅仅是发散思维中的流畅性、变通性与独特性的表现就能代表人的创造力水平吗？人们对于吉尔福德的创造力观点及以此为基础所编制并被广泛使用的“创造力测验”提出了一些异议。
不少心理学家如索里和推尔福德、阿瑞提等都认为，创造性思维不应简单地等同于发散思维，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在创造过程中是难分难解的两种思维方式，即使在日常的思维中，它们也常常是交叉并存的。比如，当我们面对一道要求提供一个最正确答案的填空题时，就会有若干联想产生，这便是发散；当读完陈述，明白了题意与需填内容的性质或形式，这便是辐合；接着，我们就思考着几个可能的答案，这又是在发散；而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加以检验，放弃不合要求的设想，选出其中最合适的答案，这当然是辐合。作为创造性测验的一个项目，如“砖有哪些用途”，由于它不要求作出单一的回答，所以能激起被试者去进行发散式思维。然而，人在现实生活中思考某一物品的用途，总是由于他有利用这种物品来解决问题的需要，因此，便有一个合意的标准，并按它来考虑身边所有物的多种用途及其适用性。这里既有发散思维也有辐合思维，而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展开或终止于发散思维。任何创造或发明都不能离开个人的合意性和社会适当性，因此也总要在发散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而进行辐合。艺术创作也许是属于最自由或最自我表现的活动，其社会标准大多为艺术家们所忽视。然而，无论是画家从颜色、形状和图形的无数结合中找到最后一种构图，还是戏剧表演家从许多设想中确定一种符合角色要求的表演技巧，都可能是本人依据某种情感、概念或价值观进行发散和辐合的结果。在科学的发现中，科学家们为找到问题的解答，不仅要从理论上提出各种假设或猜测，而且也总要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或实验更严格地一一加以推论和证实，要在以前认为不相同或没联系的事物之间找到共同点(如牛顿在落地的苹果和绕地球运行的月亮之间发现了“引力”这一共性，门捷列夫注意到一些族元素的共同特性而发现了元素周期重复出现的事实)。对共同点的认知将使我们在某一知识领域中形成新等级的概念，并通过继发探索，导致对隐藏在这一等级中的其它事物性质的新发现。毫无疑问，对共同点的确认是需要辐合思维的。无视辐合思维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或认为创造性思维就是发散思维，是比较片面的观点。
人们不同意把发散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划等号，并不意味着否认发散思维在创造性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发散思维的主要功能在于使人的认知不落窠臼，敢于求异，思考时能够不拘一格，多方设想，不一而足，不断求新。思维如果欠缺发散性，就不可能为解决问题提出大量供考虑与选择的新线索，从而也就减少了创新的可能性。所以一个人能否进行发散思维，能否冲破阻碍发散思维的外部束缚或内部定势，的确是能否发挥与显示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一个人光靠发散思维而不善于辐合思维，也常常会使认知流于异想天开而一事无成。因为辐合思维的主要功能在于尊重前提的真理性，实事求是，严谨周密，步步为营，重视验证。思维如果欠缺辐合性，就不可能确定问题的实质，甚至无法发现重大的问题，也不可能遵循一个统一的原则或标准进行前后一贯的追索，更不可能通过综合、归纳、验证为问题的解决找到一个最合理或最佳的答案或结论，因而也往往会使创新活动无从开始或导致落空。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在创造活动中是反复交织、相辅相成、各司其职、不可缺一的两种思维类型或模式。要创新，就要同时或先后运用它们。要培养创造力，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的训练或练习着手。至于创造力，就不单是一个由发散思维或者加上辐合思维构成的能力问题，创造力的成份还包括各种认知能力，甚至人格因素。这些认知能力有：对问题的敏感力，想象力，隐喻思维能力，发现缺失信息的能力，评价能力，分析细节的能力，综合能力，直觉能力，记忆力，良好界定问题的能力，预测结果的能力等等，由此可见，创造力是综合心理能力的表现。
尽管创造力包含或涉及许多因素，尽管创造过程相当复杂，但是目前多数人认为，其中起核心与关键作用的环节仍然是包括着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两种对立统一成分的创造性思维。因此，通过讨论或研究进一步明确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的性质及其在创造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与其它心理因素、社会条件的关联，对于加深理解和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潜能是很必要的。
四、两种值得注意的偏颇
由于世界范围的革新潮流和我国实行改革的态势，如何发挥和培养人的创造性问题已引起我国许多人的关注。这里不仅有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及教师们的实验研究与探索，也有理论工作者与社会活动家们的思考与议论。应当说，这是十分正常而令人鼓舞的现象。
然而，我们也听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有一篇《谈所谓“求异思维”》的短文(以下简称《短文》)，是批判有人片面强调求异思维的重要性而
无视求同思维作用的。《短文》提到有人曾说“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模式都是‘求同’的，这就是中国长期不进步的原因。中国要搞现代化了，思维模式应该转变，转变到‘求异思维’。大家都‘求异’了，中国就进步了。……‘求异’就好，‘求同’就不好。”《短文》说：这是“从美国人那里拣来的”，吉尔福德“认为人的思维有和别人认同的一面；有发现新的、找到不同的一方面，两个方面都有用。他的分析还是比较老实的”，而上述“那种歪曲，有个根本的前提是错误的，就是思想一致了就不能思维，就没有思想”。“这种认识，是对我们所讲的统一思想的曲解”，“就是‘造反有理’”，实际上是“跟‘美国之音’去‘同’了。”
《短文》未提及那种“荒谬”观点的出处，如果有人真的是那样说的，其错误不仅仅在于把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作绝对的割裂，而且也在于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归因于人的思维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陷阱。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说：“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
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把这段话中的“达尔文学派的……科学家”换作“当代的某些思维科学家”、把“人类是怎样产生的”改成“社会的发展”，把“劳动”理解为“实践”，这个批评不也是很适用吗？
但是，《短文》对于吉尔福德关于“求异思维”(即发散思维)和“求同思维”(即辐合思维)两个概念的理解是不确切的。“求同”并不限于“跟别人认同”，它也是指个人从自己许多不同的设想中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或从纷繁复杂现象的认识中找到一个内在的共同点；而“求异”并不限于跟别人持异，它也是指不苟同于自己传统的或旧的观念而提出多种新的设想，以供选择。一个人在赞成或接受别人的新思想时，似乎在认同，其实也许正在――否定自己原有的许多旧观念，在求异。同样，一个人在反对或拒绝别人的意见时，仿佛在保持差异，但也总要从自己记忆库的许多经验中找出一些理由来支持本人某一观点，这也是在辐合、在跟自己求同。所以，跟别人“求同”或“求异”并不简单地等于本人的求同思维或求异思维，两者是有区别的概念。当然，两种思维形式无论在日常解决问题的活动中，或是在创造性活动中都是密切关联、不可或缺的。如果《短文》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两种思维形式，那么他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和不能偏废的观点无疑是对的。然而，这两种思维在各人身上的发展又往往是不平衡的。对敏于想入非非而较少取得实效的人，加强逻辑的求同思维培养是必要的；而对习惯于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不善于通过发散提出新设想的人，强调求异思维的重要性并加强训练也同样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的时代，当许多人习惯于传统的观念与做法，而不能冲破旧框框提出适应新形势、新生活要求的新观点和新办法时，要求并鼓励人们在尊重真理的基础上敢于展开求异思维，或把发散思维的训练贯穿在教学中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相当明智的。如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等如果不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能在严谨思维的基础上敢于求异，那么也就不会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旧中国，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如果在实践中不能排除教条主义的阻力，不能根据中国的特点大胆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及武装斗争等新设想，就不会有起动员人民力量作用的毛泽东思想，我国人民也就不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的中央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如果仍然因循社会主义建设的旧模式，不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果决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使我国建设迅速取得今天这样震动中外的巨大成就。一切创新活动都不仅需要遵循并灵活运用已经揭示的规律，更需要去发现新的规律。人固然要通过求同思维去服从真理，但如果无视求异思维的作用不敢提出新的设想，那么也就难以把相对真理推向前进。因此，过分贬低求异思维的地位，甚至不容人们提倡或探讨求异思维，正如抹煞求同思维作用一样，是不利于改革事业与创新活动的。
《短文》作者批评某些片面夸大求异思维和否定求同思维作用的倾向是可以的，但是由于用语不当，也给人带来某些错觉，似乎凡是强调“求异思维”的重要性的人都是在拾外国人的牙慧，“跟‘美国之音’去‘同’”，都是在跟我们党唱反调，提倡“造反有理”。这样一来，就会使人错认为我们只讲“求同”不许“求异”，而且也使得部分热心教改并对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训练的教师以及从事创造性思维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感到迷茫与踌躇。
实践和生活本身要求人们深入探明创造性活动中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的关系。健康的争论有助于问题的明朗化，但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大力开展实验研究和鼓励研究者发挥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的作用，并接受实践的检验。